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且说香菱见过众人之后，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 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欢喜。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也得了空儿，好歹教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作师。你可不许腻烦的。”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 多少年来，钱锺书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化大革命”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
《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朮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锺书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朮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