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 差异 融入加超越式的女性写作

按：今天早上听CRI，播出了一首非常应景的诗歌：《赠一位流浪的女歌手》，但百度搜索不到对应的英文版本，只在这个论文中找到其中的片断。这篇论文从女性诗歌创作的角度，谈女性的性别差异，内容也很不错，全文摘抄，希望能帮助我理解女性，过好以后的生活。
章燕，女，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西方文论，论文为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与认识论。2001-2002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进修学习。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学习。近期研究方向为英国诗歌及诗论，西方论文；曾在国内多家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英美诗歌及诗论，西方文艺理论，中国诗歌及诗学理论等方面的学术论文40余篇。有论文集《英国现当代诗歌及其研究》（2008），并参与编辑英美及西方诗歌作品多部。

主持人语：
女性写作是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兴起的，由于其视角、题材、构架、风格、话语与语言等方面的“陌生化”，使其成为20世纪中后期最有“看点”的、文学性比较强的写作，也成为名刊、名编、学者、教授等热议的对象。
以往的女性写作多从“服饰”、“疾病”、“无能”等方面去写女性，给女性贴上“被霸权”的文化标签，表现出强烈的“女性自由主义”和“女性激进主义”之偏误。那么，如何认识女性写作中感性现代性、理性现代性、反思现代性以及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当下公正地看待女性写作之关键。
我别有用心地邀请正在异国他乡进修的北师大章燕教授参与本期“高端对话”。我想，她的“多种身份”及其宽阔视野，一定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命题的深入思考。
–杨四平
杨四平：我总相信，女性谈女性文学与男性谈女性文学是不一样的，前者不“隔”，后者总觉隔了一层。比如，我来谈这个话题，就有某种“不真实”的感觉，因此，我至今没有为此写一篇专文，也没有参加过一次女性诗歌研讨会，尽管它们在过去开得那么轰轰烈烈。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没有资格来谈这个话题（因为研究不光依赖经验），也不表明我对这一话题不关心；恰恰相反，我对女性文学一直没有轻视过，尤其是对国内当代女性诗歌写作从不敢怠慢。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就曾经通过“文化想像”点评过翟永明、安琪、尹丽川、吕约等人诗歌。
显然，比较起当今女性诗歌写作的大量事迹来，我们的研究还显得比较滞后。我们总是在历史线性逻辑上轻易地把女性写作的复杂性进行简单化的本质性处理，好像如此一来就把问题看透了，“化整为零”了。其实，当今女性诗歌研究的“空心化”倾向十分严重，比如，我们总是用一些从西方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那里挪过来的“现存的词”，总是用一些学术的“前见”，在问题外围打圈，就是没有进入具体的女性诗歌文本，没有获得真切的有体温的阅读感受，更没有试图用我们自己的词，哪怕是勾连着我们文化传统的“中国的词”来说话，结果出现了女性诗歌研究的众口一词、千人一面。
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对当下的女性诗歌写作发言呢？我想回到女性诗歌写作本身，在融通古今中外女性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凭借着自己对女性诗歌阅读的丰富感受，谈出哪怕是一孔之见的见解。
我认为：首先，我们不得不面对女性的特殊性。性别意识可以说既是一种无意识，也是一种文化积淀；换句话说，与男性一样，女性也是“被塑造的”，作为一种自然生命，她是与生俱来的，而作为一种文化生命，她又是后天不断形塑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性别的特殊与男性性别的特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女性与男性应该是平等的。其次，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确是存在差异的。而就是这种“特殊”与“差异”历来被高调处置：把女性置于屈从的地位；因此，就有我们常常所说的男权霸权。
很长一段时间来，女性写作一味地强调女性身份，把女性问题仅仅处理成女性自身的问题，让男性读者猎奇、“窥视”，以取悦男性读者，究其实质，这种女性写作是一种“被男性”的投其所好的“有问题”的写作，它的感性现代性过强，过于“任性”，如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等；稍微进一步的女性写作是，把女性想像与男性平等，为维护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的应有权益而战；如果说前一种写作有着过多的“女性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的话，那么这一种写作就充满了“女性激进主义”的文化色彩，它的启蒙现代性极其突出，如舒婷的《致橡树》等；而比较理想的女性写作应该是既融入女性的性别差异意识又能够超越于她们自身固有的局限，把女性意识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生态等普泛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内外兼备，其意义和价值就会更大、更持久，如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与吕约的诗等，这种女性写作把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糅合在一起，修正了前面所说的“女性自由主义”和“女性激进主义”的偏误，这是我比较崇尚的。而我所期待的具有超越现代性的女性写作的声音还比较弱小，还没有形成气候。在我看来，这正是女性写作可以大胆开拓的新时空。
如果说我的这些看法还是有不少“男权气”的话，那么接下来我特意邀请我的诗友、现远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的章燕教授就这个话题从女性学者的角度展开来谈谈。
章燕：女性诗歌自人类文化开启的初期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人就听到了天才抒情女诗人萨福那优美而清新的歌声。她的诗歌赞美爱情、歌唱婚姻、吟咏生活，抒写欲望，成为人类早期诗歌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西方各国在其历史发展和诗歌发展的过程中也并不缺乏女性的声音。17世纪早期，刚刚从欧洲大陆漂洋过海踏上美洲大陆的人们就聆听到一位美国女诗人安妮・布拉德斯丽特（Anne Bradstreet）的心声。安妮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又有非凡的才华，在当时创作出一大批描写女性家庭生活和宗教情感非常浓厚的诗篇，影响了后世的美国诗人和文学，不仅被誉为美国第一位女诗人，而且享有美国第一位诗人的殊荣。应该承认，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说又是一部女性在男权中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制中饱受摧残、压抑，忍受屈辱的历史。长期以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无法享有和男子同等的地位和权力，她们被禁锢在狭小的家庭生活中，思维和视野都受到极大限制，因而其诗歌作品的内容和范围也有一定局限性，多为个人的情感经历，以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为主要书写对象。然而，在西方女性诗歌中，女性的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经历并非她们诗歌中的唯一书写对象。安妮的诗作就在书写家庭生活的同时也涉及当时的政治、历史和宗教。而英国漫长的诗歌发展历史中曾涌现出众多产生过相当影响的女诗人，她们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多样，除抒发个人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思绪之外，她们的诗作在政治、社会、历史、人生、哲学等方面均有所涉猎，成为当时与男性诗人共同构成的一个诗歌群体，成为英国诗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诗歌与文化景观。由于长久以来文化霸权中的男权中心意识在文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女诗人的作用和地位在文学史中长久处于失语状态，她们的作用和影响基本上被遮蔽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女权主义理论在西方文学研究中的渗透，这些女诗人的地位重新得到审视，她们的诗作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焦点。那么，在英美，女性诗歌中是否具有女性独特的性别身份诉求？女性诗歌对于女性性别、女性个体情感经历以及对家庭生活的关注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长期压制之下的无奈结果？女性诗歌是否应该且又如何体现其独特的女性性别身份？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但又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诗坛上涌现出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女性诗人，她们的作品大多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性别身份特征。爱情、婚姻、感情经历、个人生活、内心的思绪、潜意识中的心灵涌动，这些内容和题材在女性诗歌作品中成为主导性内容，一些作品发出了呼唤关注女性生理特点和心理渴求的强烈呐喊，甚至从女性的身体，女性的生理过程所经历的一些特殊阶段去书写女性的身心经历与情感体验。应该看到，这个时期的女性诗歌身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到此前政治意识形态对女性性别身份的长期压制，女性的身心都遭遇到男性的同化，成为双性别或是无性别的人。女性不仅失掉了话语权，而且失掉了具有特殊性别身份的生存权。她们和她们的诗歌要么被政治意识形态所侵吞，要么以扭曲的话语形式和性别身份出现。因而，一旦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型，她们长期以来被压抑和扭曲的心曲便如同打开的闸门，奔涌着，唱响开来。从80年代女性诗歌表现出的强烈的身份意识，到90年代对女性身份在冷静中的反思，再到近年来的女性诗歌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写作，一批批的女性诗人在当下整体诗歌话语处于较为沉默的情态下却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持恒与坚韧。
然而，对于女性诗歌中女性身份问题的讨论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女性诗歌究竟应该突出并彰显女性性别身份，以女性的话语方式和表达方式书写女性的身心和生活感悟，以此来与男权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抗衡或并置，还是应该淡化女性意识，让女性诗人走出对自身性别的过分关注，使女性性别角色融入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和更为深远的人类忧患意识之中，由此使女性诗歌登上更高的观照平台，将目光投向切实的现实生活，投向人类的生存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并以这样一种姿态获得女性诗歌恒久的生命力和诗学价值？关于这两种意见，诗歌评论界曾经有过坚持女性诗歌写作中的身份意识和主张主体间性写作、生态写作，甚至提出过无性写作这样的不同论点。可以看出，中国的女性诗歌写作与英美的女性诗歌写作在身份的认定方式和身份的诉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的女性诗歌中多渴望一种女性价值的身份认定，渴求在生理、心理、文化价值和语言表述上寻求对女性这一性别身份的确认，而英美的女性诗歌则在女性身份认定的过程中更多地寻找与男性诗人交流和对话的可能。她们的诗歌在无奈地囿于家庭的狭小天地的同时力求突破对自我身份的限制，走向更广阔的现实和世界。
实际上，从人类两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来说，性别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女性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生长过程和心理结构上敏感、纤细的特殊体验，在感悟自身和世界的途径，观察自身与世界的视角，表达自我与现实的话语方式等方面必然有别于男性诗人，因此，应该承认女性诗歌必然具有其独到之处。然而，作为人类整体生命中的一部分，女性在性别上的特殊性仍然不能离开这个更为广阔而博大的人性而存在，这些特性必然是人性中的一种，是人性中的独特经验和感悟，因此，一味地凸显女性的身份特征实际上是在关注女性特性的同时简化了女性作为人性一部分的多重身份和多重价值。女性生存在家庭中，也生存在社会中，对女性的身份界定不应该仅仅从其生理性别的特性出发，还应该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角色和各种身份出发去给与关照。由此，女性的性别特征才能走出一种虚空的存在，才能与更为广大、活跃而丰富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与人类的生存体验交融，在感悟自我的同时，也感悟生活，感悟世界，感悟更为博大的人性。
女性自从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起便由一个婴儿开始，生长，发育，成熟，有了女性的意识，为人妻，为人母。作为被给予的一个生命到给与这个世界生命，母亲恐怕是女性中最伟大，最令人敬仰的一个角色，而母亲这个身份的价值认定则是与整个人类的生生不息，与生命的交叠，与创造联系在一起的。古今中外的女性诗歌中对母亲的歌咏与赞美无不令人心醉、感动。让我们来读一读郑敏老师那首脍炙人口的《金黄的稻束》：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金黄的稻束静默着，站立在秋天割过的稻田里，那是大自然的收获，是生命的绽放，更是经过了人们辛勤劳作之后的一段历史过程的节点。而此时，诗人的心中涌起赋予人类生命的，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默默肩荷着所有重压的母亲。那疲倦而又美丽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而这张皱了的脸庞上刻写着多少对生命的感知，对历史的体味，对生命的热爱。承载的艰辛与苦痛，收获的满足与喜悦，都凝聚在这个如雕像一般宁静的母亲的形象中，成为人类生命与历史的一个隐喻。对母亲身份的意识在诗中被融入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对母亲的体认是对人类生命的体认，对历史的感悟，对大自然的贴近。女性的身份意识通过母亲的形象来确认，对母亲的身份感知被扩大成为对人类生命的感知，对自然和历史的感知，通过母亲这一身份来确认的女性意识使得诗歌具有了一个哲学沉思的高度，一种人类意识的宽广视野，表现出在融入女性意识的同时又超越了单纯女性意识的多重而深刻的内涵。
英国浪漫主义女诗人的诗作中也有一些书写母亲形象的诗作，而其中所思考和感悟到的是女性与社会，与时代紧密相连时痛彻的现实感。贫困与死亡，这是时常困扰在那个时代的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结。许多诗人都对这一社会问题提出质疑，发出抗议。女诗人兰顿的诗作《濒临死亡的孩子》中就以一个母亲的口吻讲述了她面对身患重病，濒临死亡的女儿无助无奈，身心疲惫，决定放弃对女儿的治疗，精神处于绝望的惨状。诗的感情凄楚、真切，语言直白、率真，感人至深。诗的开篇，母亲便直呼上帝。上帝是唯一能够给予她希望与力量的寄托，但是，紧跟而来的是她对上帝的质问：“是否一天天光阴/就这样因贫困而暗淡无光？”母亲在面临将死的孩子时内心经历了多层次的递转和变化。正是这种心理过程使得诗的感情跌宕起伏，充满感染力。在母亲眼中，死亡如同睡眠。死了，睡着了，也就没有了痛苦，没有了折磨。其背后潜隐着深意：活着就是忍受痛苦，就是磨难，生不如死。这样的生活必将带来屈辱，等同于犯罪，引发了诗人对自我的谴责，对死亡的渴望：
我可能犯了罪，为这种全然
无辜的罪孽，会招来惩罚;
让诅咒降到我头上来吧，
啊，可千万不要诅咒她！
睡吧，亲爱的！活着真累人;
不如美美地长眠在坟里！
也不用再拿空话来烦我，
你要维护的，有什么意义！
眼泪。眼泪。我羞于哭泣啊;
我想心已经给眼以勇气：
我应该感到欣慰，我会的，
孩子啊，我会躺下来，死去！
母亲、女儿，这两种女性身份特征与那个时代的社会大背景联系在一起，与现实相融，与生活的苦痛相交织。女性身份不仅是一种性别的指证，更印证了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和生存现状。
菲利西亚・希曼斯是英国十九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女诗人，诗作甚丰，影响遍及英美，其作品受到社会各层次读者的喜爱，被当时的文学编年史称作“当代第一女诗人”。她在当时的诗名甚至超越了许多后来文学史上给与更多关注的男性诗人，对当时男性诗人的创作也有诸多影响。她少年时期父亲抛妻弃子，离家出走，而自己的婚姻也经历不幸，这使她的诗作常常抒写对真挚爱情的渴望。然而，她的诗也抒发了渴望走出家庭，溶入社会，得到社会承认的意愿。但她的思想又是矛盾的。当她拥有了大批的读者，获得了很高声誉的时候，她又感到内心中的失落，流露她出作为家庭中的女性、母亲与作为成功的女诗人之间的矛盾，在思考女性的自我表现与自我否定之间流露出一种对抗的心绪。英雄的气质和女性天然的柔弱与敏感常交织在她的诗作中，形成她的诗作中一种独特的诗风，隐含着复杂的情绪。而一首《赠一位流浪的女歌手》则让我们感受到女性所身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女性的社会身份在那个时代给女性带来的伤痛：
你曾经爱过，你受过苦难！
因陷入深沉痛苦的感情，
你像竖琴脆弱的琴弦般抖颤
我了解这一切从你的歌声！
你曾经爱过，那可能无望
但是好啊！哦！太好了
你曾经受过所有女人的心腔
能承受的痛苦 但是，不要说！
你曾经哭过，你已经离开，
你已经被遗弃，长久没音信，
你等待脚步声，它没有回来
我了解这一切从你的歌声！
还凭你胸中涌出的音乐，
低声、清亮、悦耳的嗓音，
笛韵般悠扬，起伏不歇
心灵的声音永远不消沉。
那乐音深情而痛苦地徘徊，
每个字都蕴含深长的不幸，
啊！你爱过，你多难多灾
我了解这一切从你的歌声！
全诗如同一支女性的心曲，宛转悠扬，细腻流畅，悲凉哀婉，刻画出一幅流浪女歌手内心的寂寞和伤感。然而，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刻写诗中女歌手的心灵震颤，不如说是诗人自我心灵和精神内质的剖析。在聆听女歌手悠扬哀婉的歌唱时，诗人分明感受到的是自己内心的诉说和灵魂的表达。歌手作为现实中的存在与诗人自我的灵魂剖解、内心倾诉融合为一，二者交织相容，相得益彰。诗人的女性自我意识，性别身份与其社会身份在此成为一体的存在。女性的自我不是一个与外界割裂的只有生理性别的女性存在，女性诗人自我个体与社会群体中的女性在生活中面对共同的问题，遭遇着共同的命运，这使女性诗人的个体面向一个更广大的女性社会群体而展开。
女性的身份意识与人类的命运，与政治，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在英美女诗人的诗作中也有不少体现。维多利亚时期的女诗人巴瑞特・布朗宁以女性敏感、细腻、复杂、交错的情绪写出著名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抒发她对爱情的思考、赞美和渴望，而同时，她又以尖锐而犀利的笔触写出《孩子们的哭声》这样的诗作，揭露社会现实，表达她对社会不公正的抨击与批判。对女性身份的自觉意识与对这种性别身份的超越在她的诗作中同时并存，表现出一位优秀的女性诗人内心的敏感和视野的宽阔。二十世纪的英国女诗人中也不乏一种回归自我与超越自我这两种倾向的相容，她们的目光往往从自我身份出发而最终转向更大的人类生存问题。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女诗人西特维尔的诗《雨，还在下》就以女性的特殊敏感发出了对战争的谴责。她把女性的细腻情感和敏锐观察渗透在冷酷严峻的战争现实和对人类的深切忧患之中，唤醒了人们去面对危机，面对未来：
雨还在下着
阴暗如人的世界，乌黑如我们的损失
盲目如一千九百四十个钉子
钉上十字架。
雨还在下着，
雨声如心跳，心跳变成锤击声
响在陶匠的血田里，还有不敬的脚步声
响在坟墓上
作品在一种溶和了现实与超现实主义的诗风中将诗的主题和意境都引向了相当的高度。2009年5月获得英国桂冠诗人称号的女诗人达菲也在她的诗作《流星》中抒写了二战纳粹屠犹对女性以及人类心灵与肉体上造成的残害。人们对达菲的研究多从女性、自我、身份等方面来切入，然而，事实上，女性的自我往往无法脱离人类的生存大背景，而她对过去战争的记忆是对当下不安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思考和反省。
中国的女性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她是开启中国女性诗歌呼唤女性意识的启蒙诗人。然而，普拉斯的自白诗中对于自我的解析，对于死亡的思考并非在一种虚空的自我中展开，相反，其中带有强烈的现实感。她关注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性别本身对于普拉斯来说是一种悲剧，女性的生理周期和生命周期包含着失血、流产、孕育、生产、衰老、失去生命活力这样一种过程，女性的性别本身包含着特殊的生命与死亡的交替和并置。因此，她要在死亡中寻觅再生的一种生命意义。然而，她对于女性身体的思考以至于在行动上最终所实现的从死亡中获得另一种生命的实践并非单纯对女性个体自我的反观和内省，而是在二十世纪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观念面临解体的时代发出的对女性性别的深刻反思，其中包含着对西方形而上意识形态的批判。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认识她诗歌中的死亡气息，可以感到其中孕育着西方世界传统形而上精神的渐趋消亡。她诗歌中的自白，她身体上的死亡是西方传统哲学观，人伦观，思维观面临危机的另一种隐喻。在她的自白中，女性自我是超越了个体的自我，与人类的精神向度相关。
女性诗歌带有独特的女性身份特征，然而，这种特征实为一种自觉而又隐在的客观实在，空洞地彰显这样的特征不仅不会突显女性身份，相反，这会削弱女性诗歌在其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方面的意义。女性的性别身份是女性诗歌中的一份宝贵财富，但并非女性精神，女性话语，女性生存中的唯一。只有将性别身份与其同时所肩负的多重社会身份，与现实存在相沟通，相连接，女性的性别身份才能真正获得其存在的价值。而这其中离不开对生活，对现实，对人类的关注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