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的懂

三 探索文章用意

（一）

古人写文章，有的有针对性。比方写信，是给对方看的，只要对方看懂就够。因此信里的话，对方了解情况，看了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后来的读者不了解情况，只就信里写的话来探索作者的用意，就可能猜错。立体的懂，要求不光懂得书中写的话，还要懂得当时的情况，懂得他为什么这样写的用意。否则把作者的用意搞错了，就没有弄懂，谈不上立体的懂了。
比方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他写这封信的用意是什么，引起了后人的猜测，清朝包世臣在《复石赣州书》里说：

上年曾于席间，论史公《答任安书》，二千年无能通者。阁下比诘(近问)其故，世臣答以阁下博闻深思，诵之数十过，则自生疑；又百过，当自悟。阁下次日见过云：“客散后，即检本讨寻，竟不能得端绪，唯觉通篇文章，与推贤荐士不相贯串耳，敢请其指归。”世臣复答以阁下半夜之间，多则十数过，何能即悟。请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则有得已。非敢吝也，凡以学问之道，闻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阁下旋即奉差出省，继复摄郡赴虔，遂尔远违，忽复更岁。昨奉手书，具问前事，委曲详缛。大君子之虚中，真学人之果力，悉见筒内。世臣不敢不遂进其愚，以明丽泽(两泽相连，比朋友互相切磋)互师之道矣。
窃谓推贤荐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宇约来书之意，而斥(指)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著也。(见《艺舟双揖·论文》)

包世臣认为司马迁的《报任少卿(安)书》，“二千年无能通者”，包括班固著《汉书·司马迁传》里引了这封信，也没有读懂这封信的用意，李善《文选注》里注了这封信，也没有读懂这封信的用意。他要他的朋友读数十遍，才能产生疑问；读一百遍，才能解决疑问，懂得这封信的用意。他自以为是懂得这封信的用意的。他的朋友把这封信读了多遍，隔了一年，还不明白，还要来向他请教。这说明要懂得这封信的用意，光靠读熟背出还不行。包世臣的朋友，对这封信一定读得很熟，还是不懂得它的用意；不懂得它的用意，谈不上立体的懂。这说明立体的懂，在读熟背出外，还需要理解当时情况，即知人论世了。
先来看这封信的问题在哪里，就《文选·报任少卿书》看，先说：“少卿足下，曩(前)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是任安先写信给司马迁，要他“接物”，“推贤进士”，即接待各方人物，选择其中的贤才来向朝廷推荐。李善注引《汉书·司马迁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与书，责以进贤之义，迁报之。”这里说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认为司马迁在李陵投降匈奴时，替李陵说了好话，说他要找机会来报答汉朝，因此触怒汉武帝，受了腐刑。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得到汉武帝的尊宠，所以他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要他向汉武帝推荐贤人，司马迁因此写了这封回信，表示他已经受过腐刑，没有资格推荐贤才了。班固和李善都是这样理解这封信的。包世臣认为他们两人都没有读懂这封信，他的疑问在哪里呢？
这封信里讲到“行莫丑于辱先，诟(耻)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夫以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这是说，他受了宫刑，同于宦竖，即同于太监。中才之人，以接触太监为耻辱，更不要说天下豪俊了，所以他是无法接待人物，推荐贤才的。这是回答任安要他“接物”，“推贤进士”，本很明白，问题在哪里呢？
信里谈到他替李陵说话因而受腐刑的事。“仆与李陵，俱居门下(宫门之下，当指在朝做官)，素非能相也。……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仆窃不自料其卑贱……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他因此触犯汉武帝，受到腐刑。
下面讲他受到腐刑，为什么还要“隐忍苟活”？因为他在著作《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已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已)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最后提到“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指谬乎”，还是回到任安来信劝他“推贤进士”，跟他的想法背反。
那么包世臣的疑问在哪里呢？原来在信的开头部分，又提到：“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迫)从上上雍(从汉武帝到雍州去)，恐卒(猝)然不可讳(指少卿被杀死)，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缺然久不报，幸勿为过。”从这段看，任安犯了死罪，关在狱内，不久要被处决。他这封回信，是写给关在狱内的任安的。从这段话看，他写这封回信，一是回答任安来信，劝他“推贤进士”的话，二是“舒愤懑”。包世臣从中提出疑问。按照包世臣的想法，任安写信劝他“推贤进士”，他只要回信说，他受过腐刑，成了宦竖，已经没有资格推贤进士，就完了。为什么还要讲他替李陵说话因而受腐刑？为什么还要说受腐刑时还要偷生不死，为了《史记》没有写好，要为《史记》而活着呢？好像这些话都不用说的。照包世臣的推想，任安给司马迁的信，不是在做益州刺史时写的，是在犯了死罪关在狱里写的。信里写的不是要他“推贤进士”，是要司马迁救他。司马迁的回信，不好说任安求救，改说任安要他“推贤进士”。好像这样来理解，就讲通了。司马迁讲他替李陵说话而受腐刑，说明自己不能出来替任安说话，不能救任安，因为替任安说话，就会被汉武帝所杀，他不能死，因为他要为著《史记》而活着，所以他接下来讲他为《史记》而活着的话。班固、李善都不懂得这个意思，所以他们都没有读懂这封信，所以说“二千年无能通者”。
包世臣这个解释对不对呢？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只读这封信，不去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猜错了。当时的情况怎样呢？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要害太子刘据，说太子宫内有巫蛊气，骗取武帝的信任，便到太子宫内掘到许多木人，说这些木人是太子要用来咒死武帝的。其实这些木人就是江充带进去的。太子既见不到武帝，无法自明，便杀了江充，发兵与丞相刘屈鏖战。当时任安做护北军使者，太子给了任安节，要他出兵接应。任安接受了太子的节，闭门不出。太子战败自杀。武帝认为任安老奸巨猾，看见太子起兵，要坐观成败。太子胜了，他是接受太子节的；太子败了，他是闭门不出的。他有二心，便把他关在狱里，判了死刑，准备到冬月处决(见《通鉴净汉纪十四及《史记．四叔列传》后附褚先生的记事)。包世臣认为任安是在狱里写信给司马迁求救的。任安的信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司马迁的信里说：“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猝猝)无须臾闲，得竭至意。”是司马迁接到任安的信后，应该写回信，碰上他要跟武帝到东方去，没有时间写。“会东从上来”，就是指武帝在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三月，东巡，封禅泰山，司马迁跟着去。那么任安的信，当在太始四年写的，即公元前93年写的。任安犯罪下狱，在征和二年，即前91年。那么任安的信，写在他下狱前二年，不是在狱里写的。班固说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对的。公元前91年，任安还在做益州刺史。他写信给司马迁，要他“推贤进士”。因司马迁那时尊宠任职，大概要司马迁推荐自己入朝做官。司马迁接信后，碰上要跟武帝东巡，去封禅泰山，没时间写回信。等他跟武帝东巡回来，任安被武帝调到京里来任护北军使者，用不到司马迁推荐了，所以信里说“相见日浅”。正因为任安已经调来京城，所以可以“相见”；但又因各人忙于各人的事，相见的机会不多，所以称“日浅”了。接下来就发生巫蛊之变，任安得罪下狱，所以司马迁才写这封信给他。包世臣认为任安的信是在狱里写的是猜错了，认为任安的信是向司马迁求救，也猜错了。认为任安不是要司马迁“推贤进士”，也错了。又认为司马迁为《史记》活着，为了写《史记》不能救任安，也不确。司马迁在这封信里说明他著作《史记》：“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又说：“仆诚以(已)著此书”，那他写这封信时，《史记》的著作似已完成，说他为著《史记》而不能救任安，似也不确。
那么写这封信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信里既回答了任安来信中提到的要他“推贤进士”的问题，还谈到“舒愤懑以晓左右”，主要的用意似乎在“舒愤懑”。按《通鉴·汉纪》，太始二年，七月壬午发生巫蛊之变，太子杀江充，战败逃亡。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称江充“造饰奸诈”，“太子进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白免耳”。武帝感悟。是江充陷害太子的事，在这年七月里已经清楚。司马迁这封信，说“涉旬月，迫季冬”，当写在十月，这事已经明白了。那么太子不是反，是“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任安不出兵攻太子没有错，任安接受太子节闭门自守也没有死罪。武帝判他死罪，是太残酷了。这正像他替李陵说话，武帝处以腐刑，也太残酷了。这是他所以要“舒愤懑以晓左右”。他在信里除了回答任安要他“推贤进士”外，所以要讲有关他的李陵之祸，主要是舒愤懑，在舒愤懑里也含有替任安的不平在内。从他的受腐刑而不死，连带讲到他为了著《史记》而活着。讲到《史记》已经完成，“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不怕被杀，也是舒愤懑。最后提到“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即他的受腐刑，任安的被处死，是非怎样，要到死后才定。意指汉武帝的残酷，表达他的愤懑。在这里指出包世臣的看法不对，就在于他只就这封信的本身猜测。要了解这封信的用意，还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即知人论世才行，才能理解这封信的用意，达到立体的懂。

（二）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于班固，而实仿于司马迁。……其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题，俗学何可绳尺限也？

这里提出史学家“部次条别之法”，单就其中对周秦诸子说，怎样把周秦诸子编为合传，加以标题，都有用意。要探讨作者的用意，这不同于探讨一篇文章的用意，是要再进一步，探讨一组文章的用意。这一组文章，即《史记》中对周秦诸子的列传。这里有“孟荀三邹”合为一传，“老庄申韩”合为一传，“管晏”“屈贾”“平原君虞卿”都是两人合为一传，吕不韦是一人的专传，为什么这样来编合传，或专传，作者的用意是什么，懂得了他的用意；才懂得他的“部次条别之法”。上面的引文，只提“屈原”，不提“屈贾”，只提“虞卿”，不提“平原君虞卿”，因为上面说明“周秦诸子”，贾谊是汉人，所以不列入；平原君是公子，不属于诸子，所以也不列入。
司马迁为什么把“孟荀三邹”合为一传？《孟子荀卿列传》里，主要把孟子荀卿合传，因为两人都是儒家。里面还讲了邹忌，是政治家，不是儒家；驺衍是阴阳家，驺奭颇采驺衍之术，也是阴阳家。这三人都不是儒家，为什么叙在《孟子荀卿列传净里？传里讲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述仲尼之意”，即讲道德仁义。讲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也是讲道德的。再看邹忌，讽齐王纳谏，采纳各方意怎样学习古文见，符合儒家的要求。驺衍讲阴阳消息，“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他讲的怪迂的说法，归结到仁义节俭，也跟儒家学说相通。驺奭本于驺衍的说法，所以也列人。这样把“孟荀三邹”合为一传，再讲他们的学说，说明合传的理由。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法家的申不害、韩非合为一传，为什么？老子传里讲老子“无为白化，清静自正”。庄子传里讲庄子“其要归本于老子之言”。讲申不害，“申子之学本于黄老(黄帝，老子)而主刑名”。讲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又称老子“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庄子“亦归之自然”。申子“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刻)少恩，皆原于道德(老子《道德经》)之意。”这里指出法家的惨刻少恩，都从道家老子来的，说明法家学说用道家的理论，所以可以合为一传。
《史记，管晏列传》，把管仲晏婴合为一传，传里称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又称晏婴“进恩尽忠，退恩补过”。指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相通的地方，故合为一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把战国时代的屈原和汉代的贾谊，即时代不同的人合为一传。传里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称贾谊欲为汉定法制，“天子(汉文帝)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之属尽害之”，“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那也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贬官在外。两人又都是著名的辞赋家，传里载了他们的辞赋，所以合为一传。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把平原君赵胜和虞卿合为一传。传里称赵胜是赵国的公子，为赵相。传末称：“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乎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按秦攻下韩国野王城，韩国的上党城被秦军隔断，不能和韩国连接。上党守冯亭不愿降秦，愿以上党地归赵。赵孝成土与平阳君、平原君计议，平阳君说：“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说：“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上党。秦攻上党，赵驻军长平以拒秦。秦军绝赵军粮道，赵军粮尽降奈，秦军坑杀赵军四卜万于长平，进围赵京城邯郸。传又称虞卿，游说之士，说赵孝成土，为赵上卿。又称：“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平原君贪上党地，使赵军陷没四十万众，与虞卿善于为赵划策，构成对照，所以合在一传。又称虞卿著书：“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是专传，传称吕不韦，是大商人。秦公子子楚为质于赵，吕不韦结好子楚，以千金为子楚立声誉使子楚得立为太子。及子楚即位为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不韦招致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沦、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章学诚提出的史学家“部次条别之法”，光看他的文章，就列传说，是讲史学家按照人物的类别分立合传和专传。就其中的诸子说，“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按照各家学说，分成合传或专传，在传里讲了各家学说的要点。就分立合传专传说，即“在人即为列传”，就叙述各家学说的要点说，即“在书即为叙录”。这是司马迁编列传的方法，即属于部次条别之法的一种。要懂得这种部次条别之法，光看章：笔诚的文章，还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还要根据他在文中举出有关周秦渚子的传记来看，即据他在文中列举的”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等传，找出《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老庄中韩列传》来看，看司马迁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合在一传，看他怎样叙述这些人的学说的要点。这样看了，对于“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有个较具体的印象，对“部次条别之法”，开始有了认识。倘要再进一步，比方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为一传，即认为法家的学说本于道家，光看《老庄申韩列传》还不够，还要去读《老子》怎样学习古文《庄子》《申子》《韩非子》中有关的论说，研究法家的理论怎样本于道家，对此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才对于司马迁就周秦诸子的部次条别之法，有个立体的懂。这样，要对史家部次条别之法有个立体的懂，就要读很多有关的书，要在这方面有个融会贯通的理解，比理解一篇文章的用意更费研讨了。
这里接触到我们为什么要学古文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精神文明，要继承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像文天祥为了保护汉族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反抗民族压迫的崇高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继承吗？这些都记载在古文里。文天祥的反民族压迫的崇高精神是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来的，孔孟的这种崇高精神，不值得我们学习吗？这些也都记载在古文里。还有我们要学习我国的历史，要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等等，都记载在古文里，这是我们要学习古文的理由。怎样学习古文，怎样立体的懂，还可引证古人的论述，这就接触到“因声求气”了。
周振甫著《周振甫讲样学习古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