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
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行书法帖。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并由羲之作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
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石刻首推“定武本”。
神龙本兰亭集序，是唐朝冯承素摹本，纸本，行书，纵24.5cm，横69.9cm，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以便与其它摹本相区别。卷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帝题“晋唐心印”四字。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定武本兰亭集序，因北宋时发现于定武（今河北真定县），故名。传唐欧阳询据右军真迹临摹上石。《兰亭》刻本甚多，此刻浑朴、敦厚，为诸刻之冠。
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论辩背景
兰亭论辩是新中国以来书法史上的一次关于《兰亭集序》真伪的讨论。首先，关于对《兰亭集序》的真伪的怀疑，并不是始于新中国，清代书法家李文田就曾质疑过，但是终究人微言轻，而且《兰亭》客观上高超的书法地位没有被重视。
郭沫若先生是杰出的文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上世纪60年代，随着“文革”的深入，郭沫若先生的学术思想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因素。他的观点基本上认为《兰亭集序》是假的。郭沫若从书法和文章的思想——佛道的哲学因素综合考虑，认为《兰亭集序》不出于王羲之之手。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篇论文，在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王谢”指的不是王羲之和谢安，而是王兴之和谢鲲。作为同样是东晋时代的作品，这两篇墓志的字体和《兰亭序》的字体大不相同。这成为郭沫若先生对于王羲之《兰亭序》产生质疑的根本依据。郭沫若先生引李文田的论据来批驳《兰亭序》：李文田看到欧阳询的定武兰亭，加了一段跋“连文章都不可相信，这字是王羲之就更加谈不到了。如果王羲之的字存世的话，那一定要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相似才对！（主要是考虑历史时期相同）”郭沫若先生扩大了李文田的观点，坚定了文和书二者都系伪造。
郭沫若先生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性的。在东晋《高崧墓志》出土以后，基本可以看到，高崧墓志与唐代的楷书大为相似。这时很多学者认为，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彻底失去了历史实物的支撑，应该予以完全否定。但是，并不尽然，兰亭论辩中，郭老提出了很多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郭沫若怀疑《兰亭序》是智永。这点很有道理。智永的字迹和《兰亭序》十分相似。反而，《兰亭序》与王羲之的其他作品相比，风格特征出入很大。如，兰亭序当中的“和”“兰”“群”“映”“流”诸字和智永的书迹几乎如出一辙。智永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嫡孙。《兰亭序》真迹曾一度在智永手中。我们在冯承素的《神龙本兰亭序》中，显然能发现，字迹并不像王羲之以往的作品，干脆爽朗，而且圆笔明显更多。宋代《淳化阁帖》的王羲之字迹行行草草，并没有完全的行书，这是和《兰亭序》是迥然有别的。因为行书，脱离完全的行书加草字，大概在隋唐时期。这恰恰是智永生活的时代。王羲之生活的时代，行书和草书相参才是普遍的书写字体。这点，郭沫若先生的怀疑有合理性。但是，郭沫若在兰亭论辩当中的立场和态度是应该予以否定的，因为他基本上从对《兰亭序》否定，扩展为对于整个东晋时代书法成就的否定，是完全错误的。持反对观点者认为，在唐太宗时期，诸如李世民本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不论学识书法都堪称一流，如果《兰亭序》是假的，怎么能逃过此类人的法眼？而且李世民等人，距离王羲之只有200余年，而郭沫若等人距离王羲之的时代却长达1300余年。
郭当时处于文化界的巅峰位置——中国科学院院长。正是由于郭沫若本人的学术权威身份和政治权威身份，才会在文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形成“论辩”。但是，本来是学术问题，但却被上升到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争论”的政治立场的高度（详见《兰亭论辩》一书），郭沫若以“唯物史观”的身份出现，论辩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对与不同观点，郭沫若却把“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拿来作为搪塞之言，是不合适的。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先生的“以势压人”。
启功先生在1965年被迫写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表示支持郭沫若先生的观点。然而在文革结束以后，启功先生一反前言，表示当初的“言不由衷”，“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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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的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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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儒，1994年复制国家一级文物《采薇图》，1997年复制国宝《清明上河图》，被故宫称为“在自然光下与原作校对，四易其稿，是迄今最接近原作真貌的复制珍品。
著名书画鉴赏家王开儒先生二零零五年在本社出版《清明上河图的千古奇冤》一书，揭出国宝卷首清明扫墓骑乘的两头公驴与一发情母驴相遇引出一场骚乱，故宫把母驴误读成“尖嘴立牛”七三年揭裱删除其身，把生花妙笔删成读不懂的残画。卷尾士庶倒叙出郊祭扫是完美的艺术奇迹。故宫因历代伪作影响，误读作进城上河，判国宝残缺尾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接收了《补全卷》，在出城人们的背后强加了进城的画面，实为狗尾续貂。王先生空前地以“出城祭扫”这一关键揭示世界各地的同名作，皆是以文字记载演绎，假临摹真伪造的实质。从而廓清我国宝清明上河图的辉煌真面。
之后，王先生又考证了中华另一重宝——今响誉天下的《冯承素摹神龙兰亭》并非摹于王羲之原迹。他以冯摹本、天一阁明代书法家丰坊刻本与冯摹本元郭天锡、明李廷相、文嘉三跋和天一阁藏丰坊摹刻兰亭两石综合考证：冯摹、丰刻同出丰坊一人之手，冯摹本为其三十多岁按神龙原迹所摹，字迹软媚，他偷梁换柱以自摹本冒充了神龙原帖，卖给了王济，后转项子京，入清被乾隆刻入八柱登上圣坛，骗过了明、清至今。而丰刻本为其晚年以纯青笔技又按神龙原迹所摹刻，字迹险峻更接近原迹（真迹在l562年大火中销毁）。帖上且有唐太宗及唐、宋六帝王玺、押，和唐、宋、元、清五朝大家鉴评，从而揭示冯摹本五百年之误传。
进而，王先生将丰刻本与宋至清乾隆千年奉为第一的吴炳定武本，和世所公认王羲之行书样板的《圣教序》所涉兰亭之字，同输入电脑放大比对。结果定武本仅八字接近，而丰刻本竟有四十五字接近，与《圣教序》精神同出。实乃唐太宗首肯、下王羲之真迹一等的国之重宝。而定武本欠缺“龙跳天门”之精神。一千多年来是定武和冯摹两本相衔掩埋了此精绝之神龙兰亭，酿成《兰亭序》的千古冤狱。从而，扫除兰亭序的千年迷雾。
王开儒先生为中华两重宝做出了杰出贡献。
《兰亭序文》真伪争辩述评
孙明君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书圣”王羲之与后来成为“风流宰相”的谢安以及诗坛领袖孙绰等人在会稽兰亭聚会，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书法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中都占有重要的一页。兰亭雅集流传下来的作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雅集时的诗作；第二部分是孙绰的《兰亭后序》，原文见《艺文类聚》卷4；第三部分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对于兰亭诗集和孙绰后序的真实性从来没有人怀疑，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上。《兰亭序》既享有“天下第一行书”和“千古名文”之美誉，同时也伴随着旷日持久的争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兰亭序》真伪之大讨论，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当年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在有关兰亭雅集的研究中，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悖论当中：如果不能解决《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我们便不能正确地解读《兰亭序》，也不能深入地研究兰亭雅集；正由于数十年来忙于争论《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兰亭序》的解读和对兰亭雅集的研究。不论读者是否愿意，只要一谈到兰亭雅集，就无法绕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无法回避那场有关《兰亭序》真伪的争辩。
今天我们看到的《兰亭序》有三种不同文本。为了便于比较，谨将三种文本一一列出。其一是《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临河叙》。刘注《临河叙》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馀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其二是《艺文类聚》卷4“三月三日”条下的“王羲之三日兰亭诗序”。序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足乐也。
其三是被许多人视为“正式文本”的《兰亭序》，出自《晋书·王羲之传》，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以上三种文本，虽然名称各异，其实都是《兰亭序》。但在本文中，为了显示他们之间的区别，姑且一仍其旧，分别称之为《临河叙》、《兰亭诗序》和《兰亭序》。由于《兰亭序》还有相传为王羲之所书写的墨迹，学界通常用《兰亭序文》专指文章，用《兰亭序帖》专指墨迹，所以本文的《兰亭序》也可以与《兰亭序文》互换。对照上面的《临河叙》、《兰亭诗序》及《兰亭序文》，我们可以看到：
1. 从“永和九年”开始，至《兰亭诗序》中的“信足乐也”及《兰亭序文》中的“信可乐也”，除了“流”、“足”、“可”之别外，完全相同，可以说《兰亭诗序》是从《兰亭序文》中截取了一段；从《临河叙》开头到“足以畅叙幽情矣”，虽然有字句和顺序上的差别，但与其他两种文本非常相近，三者应该是同一篇文章的不同文本。以上文章为王羲之本人所作，没有任何人予以否认。
2.《临河叙》中的“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以下数句为其他两篇中所无。鉴于这几句只是说明性文字，与作者的思想没有太大关系，后人议论较少。
3.《兰亭序文》中“夫人之相与”以下的167字是争论的焦点。这一段到底是王羲之的原作还是后人的“依托”，古今皆有不同看法。与之相联系的是关于《兰亭序帖》之真伪的争辩。在中国文化史上，像这样程度之激烈、持续之绵长的论争，在学术界并不多见。对始于自公元4世纪至20世纪以来有关《兰亭序》的疑惑和争辩，束有春先生的《〈兰亭序〉真伪的世纪论辩》（《寻根》1999年第2期）有详细的综述，读者诸君可以参看。
《兰亭序文》之真伪与《兰亭序帖》之真伪，有互相联系的一面，即假如《兰亭序文》为伪，则《兰亭序帖》必伪。但是，两者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即假如《兰亭序帖》为伪，则不能判定《兰亭序文》必为伪作。有鉴于此，在《兰亭序帖》之真伪难以断清的时候，有学者主张可以将两者分开来讨论，不失为明智之举。《兰亭序帖》之真伪需要书法家和文物专家去费心鉴定，而《兰亭序文》则有待于研治思想史和文学史、史学史的学者共同努力。当然同时需要既通文史亦通书画的天才人物对其进行综合研究。
本人对书法和文物鉴定一窍不通，故不拟介入《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本文中，笔者尝试将古今对《兰亭序文》真伪之争辩稍作梳理，并略加评点。为了与其他综述性文章区别，本文不对争论做历时性叙述，只是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五种观点，在各种观点中抽取一两种有代表性的言论加以介绍和评介。以坚持《兰亭序文》为真者为肯定方，以认定《兰亭序文》有伪造成分者为否定方。需要说明的是，以下五种观点并非截然独立，实际上是彼此相通的，只是为了便于分析，勉强加以区分而已。
1. 关于萧统《文选》未收入《兰亭序》的问题。
否定方观点：郭沫若先生说：“有人注意到《兰亭序》一文为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所未收入，因而有人推论到所以未被收入的原因。……这些怀疑和解说，不能说没有见地，但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事实上《兰亭序》这篇文章根本上就是依托的。”（《兰亭论辩》上编，文物出版社，1977，11页）
肯定方观点：顾农先生认为：“《兰亭集序》未曾进入萧统《文选》，曾经引起许多争议，或即以此为该序乃伪作的根据之一。这是没有道理的，未入《文选》的文章很多，岂能皆伪。”（顾农《文选论丛》，广陵书社，2007，312页）按：关于《昭明文选》何以不录《兰亭序文》的问题，古代学者早已关注，并引发了一些讨论。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有长文《王羲之〈兰亭序〉不入选问题的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全面介绍了中日两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和相关研究。文章指出，中国学术界论述的不入选理由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从思想内容上寻求答案，其二是从文体问题上寻求答案，其三是郭沫若主张的伪作说原因。对于《兰亭序文》是否是名文，日本学术界有正反两种相左的看法，福本雅一先生有《嫌恶兰亭》一文，特别引人关注。该文认为《兰亭序》“理论上充满着矛盾和暧昧”，“文字重复错乱”，“是一时即兴之笔”，“是醉意轻率之作”，被《文选》淘汰是理所当然的。无独有偶，在国内也有相似看法。施蛰存先生《批〈兰亭序〉》一文说：“从‘向之所欣’到‘悲夫’这一段文章，是全文主题思想所在，可是经不起分析。……结论是对这段名文下了十二个字评语：‘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施蛰存《北山四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79页）可以看出，前人对于《兰亭序》不入选《文选》的原因，有各种推测和研究。主张《兰亭序》为伪作的人提出：既然《兰亭序》已经出现，《昭明文选》何以不录？他们意在以此证明《兰亭序》出现在《昭明文选》完成之后。但是，客观地说，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即昭明太子看到了《兰亭序文》，他也不一定认为《兰亭序文》是像我们今天通常所推崇的“千古名文”，起码没有达到他所收录文章的标准。我们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2.《临河叙》与《兰亭序》的篇幅差异问题。
否定方观点：清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提出了三点可疑之处，其中第二点是：“《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郭沫若先生认为：“《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兰亭论辩》上编，11、13页）“《兰亭序文》的伪迹是在后半段自‘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下。前半段正畅叙欢乐，后半段却突然无端悲痛起来，既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的《临河序》所无，也和王右军的性格与晋人的达观不相契合，故可断言为后人所窜入。”（同上，2、3页）
肯定方观点：商承祚先生认为：“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已意加上去的，遂造成题目分歧不统一的现象。”“《临河序》、《兰亭集序》，问题之分歧在于刘峻删去其议论部分，保留其写景抒情部分。……羲之此文是有模仿而又有创造的，唯其有创新，故能超越其模仿的蓝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则何‘敌’之有，何‘欣’之有？”（《兰亭论辩》下编，20、22页）顾农先生认为：“从许多地方的引文看去，刘孝标也经常删节引文，完全照录原文的反而不多见。古代的注家往往如此。……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概念，注释家引用文献的规范远较今人为宽松。”（顾农《文选论丛》，314页）按：李文田的这段话，在1950年之前，知道者既少，影响面甚为有限。郭沫若先生在《文物》1965年第6期上发表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全文征引了李文田之文，并说：“我自己是最近才知道有这篇文章的。”正是通过郭沫若先生的宣传，李文田的观点才广为人知。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郭沫若先生在1972年说：“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兰亭论辩》上编，2页）今天看来，《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至于《兰亭序文》的真伪问题则与当年郭沫若先生的判断相反，学界大都倾向于认为鉴于古人在引文时的随意性，也不能作为《兰亭序文》为伪作的证据。至于哪个文本是定稿，哪个文本是草稿，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张廷银先生认为：“《临河叙》与《兰亭序》皆为王羲之所作，二者的关系是前者为定稿，后者为草稿。”（《〈兰亭序〉真伪及〈兰亭诗〉创作的文化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而顾农先生则认为：“总起来看，《艺文类聚》所依据的文本比较优长，应当是经过原作者本人修改过的文本；而《临河叙》很可能是依据比较早的文本引录的。”（《文选论丛》，315页）虽然有这样的分歧，但《临河叙》、《兰亭诗序》及《兰亭序》都不能算是伪作，它们是几种不同的文本，这几乎已经成为今日学界的共识。
3. 王羲之的性格与《兰亭序》是否契合的问题。
否定方观点：郭沫若先生认为：“即使乐极可以生悲，诗与文也可以不一致；但《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既没有新亭对泣诸君子的山河之异之感，更不合乎王羲之的性格。”（《兰亭论辩》上编，14页）
肯定方观点：徐复观先生在《兰亭争论的检讨》一文中提出：《兰亭序》的后半段，正出自王羲之的性格与生活背景，与王羲之的思想相符。他说：“王羲之的《兰亭序》后半段文章，有其骨肉生死间的真实背景。新亭的‘山河之异’，可以流涕；为什么想到死生骨肉之间，便不能‘痛哉’，‘悲夫’？……真的感情，可发于政治、社会问题之上，也可发于人生问题之中。”（《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482、483页）按：每个人的性格是多元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且会发生变化，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也不例外。徐复观先生的论述联系到了人生问题，很有启发性和说服力。
4. 《兰亭序》与东晋时代总体思想是否契合的问题。
否定方观点：郭沫若先生《〈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中认为：“‘一死生’、‘齐彭殇’之说是有它的玄学渊源的。魏晋地主阶级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好玄谈、尚旷达，确实是依仿于老庄。传世《兰亭序》中比《临河序》所多出的那一大段文字，却恰恰从庸俗的观点而反对这种思想。这和‘晋人喜述老庄，是貌合而神离的。”“增加‘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的人是不懂得老庄思想和晋人思想的人，甚至连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兰亭论辩》上编，43、44页）
肯定方回应：徐复观先生认为：“在老庄风气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地非随风气流转不可。王羲之虽不能不受当时风气的感染，但从《杂帖》中看，他是感染得少而又少的人。……《兰亭序》后段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指斥庄子的话，是从羲之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旁人伪不得半丝半毫。”（《中国艺术精神》，476页）按：在对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和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做出判断的时候，判断者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成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联系永和时代会稽士族的处境与地位，王羲之的思想并不难理解。《兰亭序》中的思想不仅不与东晋时代总体思想冲突，并且真实地反映了此期门阀士族领袖们矛盾的人生观。
5. 《兰亭序文》是否为智永或他人所“依托”的问题。
否定方观点：郭沫若先生说：“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此外，在海外也有认定《兰亭序》是伪作的学者，日本清水凯夫先生即持这种观魚，他认为唐修《晋书·王羲之传》是唐初修史馆为了迎合李世民偏好王氏书法的心意的产物，《传》中对《世说》所记有关故事作了从塑造“书圣”形象为目的的修改，而《兰亭序》的后部分文字，也是经“摹学”王氏书法的高手伪造后传入宫廷，为太宗所得由褚遂良鉴定而入正史的，因此，《兰亭序》是伪作而非真品（《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肯定方观点：徐复观先生针对郭文说：“他根本不是一个肯作伪的人。他以何动机，以何目的，而要伪造《兰亭》的文与字，嫁名在他的七世祖身上呢？”（《中国艺术精神》，491页）按：目前谁也没有找到智永或他人作伪的证据，依托说只是一种假设，而这种假设于情于理都无法说通。替古人增写一段文字，其动机无非两种，或者是为了厚侮古人，或者是为了替古人增光添彩或者说涂脂抹粉。智永作为王羲之的后代，假如要“依托”作文，显然不会有意诬蔑先人。如果说他想为先人增光添彩，那一定是他自己比他的先人学力高、识见远。而王羲之父子在东晋南朝名满天下，根本不需要智永去褒扬。如果智永在文章中提出了一种符合封建道德的高论，以彰显先人道德之高尚、见解之深远，也还可以理解。而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一段文字既不算高明，也不能传播主人的德音，所以智永没有画蛇添足的必要。如果智永或“摹学”王氏书法的高手为了帖文而造假，那么他只要书写一遍《临河序》即可。像现在这样，既被人怀疑文章的真实性，又被人怀疑墨迹的真实性，吃力而不讨好，窃为智永先生或其他“高手”所不取也。
现代刑法中有一个重要术语——“疑罪从无”，也就是说在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应该推定被告人无罪。这样的判罚标准也应该适应于古代文化研究领域。顾农先生在《〈兰亭集序〉真伪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对于古代的成本典籍和单篇作品，没有十分过硬的证据，决不宜轻易言伪。”（《文选论丛》，317页）应该就是这种思想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反映吧。窃以为此语代表了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按照这条原则，笔者倾向于认为：《兰亭序文》的著作权应当属于王羲之，《兰亭序文》乃是王羲之士族思想和性格的真实表露。
王羲之《兰亭序》最佳摹本荟萃
原文地址：青山飘雪的博客
近日沉溺于搜罗《兰亭序》各种版本，共得数十种，以下几种为最佳者，公布于此，以飨书友。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冯承素临摹神龙本（又疑为丰坊摹本）：原貌第一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虞世南临摹天历本（又名张金界奴本）：意蕴第一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褚遂良临本（又称米芾诗题本)：魂魄第一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欧阳询临本（即定武本）：风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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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法之美，从这位网友的总结之中，可见一斑。
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
作者：王元军
王元军，1965年生于山东省莱西县。1985-1989年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1992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92-1995年留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工作，1995-199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学（魏晋南北朝方向）博士学位，1998年7月-1999年10月在中华书局期刊编辑室工作。1999年10月进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研究所，在欧阳中石先生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为中国第一个书法博士后。
郭沫若于1965年撰文，大胆提出《兰亭序》从文章、书法上来说都不是出自王羲之之手的观点。此论一出，高二适立即撰文反驳，毛泽东亲自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氏文章遂见于此年7月23日《光明日报》，持续多年的兰亭论辩从此拉开帷幕。几十年过去了，此问题的探讨仍没有突破性进展。笔者认为，从当时的社会习俗、士人的书法价值观来看，平民书法与士人书法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士人何以不屑于碑志书法
书法在魏晋南北朝的士人社会中具有很重要的社会价值与地位。它是标志士人精神风貌与文化素质的艺术，亦是高门士族标榜门风与保持家庭文化优势的艺术。士人讲究尺牍书法，甚至于出现争书名之高下的现象。但同时，对于碑志书法，士人却又采取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蔑视态度。其原因应当从当时士人风尚中考察。
两晋之时，文人士大夫崇尚清谈，不好务实，书法被他们视为一门可以表现自我的艺术，因而也成为他们在品藻人物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书法成为实用之物，要为它而役身劳神时，便成为那些高情逸致的士人所不齿的东西。《世说新语·巧艺》载：韦诞善书法，魏明帝想让韦诞为宫殿题名，韦诞登梯上去挥写，下梯之后，头发尽白，于是令自己的儿子不要写书法。韦诞因善书所受的役使一直成为后人的前车之鉴。《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宋明帝之《文章志》载有王献之不欲为新宫题榜之事：太元年间，新宫落成，时论以为应当让王献之题榜，王献之引韦诞之事，正色道：“此奇事，韦仲将魏朝大臣，宁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
颜之推作家训，教导子孙对待书法“不须过精”。他在《杂艺》一门中记载：王褒出身望门，才学出众，后入北朝受到礼遇。但是因为工于书法，“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因而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颜之推由此感叹曰：“慎勿以书自命”。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清流子弟，仅凭其门荫便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故大多数世家中人多摈绝庶务，甘愿退隐山林，或诗文相酬或服药炼丹，与道士来往，追求生命的愉悦与超越，王羲之、谢安等著名书家皆属此类。至南朝时，此风不减，如王氏中的王敬弘、王惠、王僧达、王延之、王僧佑等，谢氏中的谢惠连、谢、谢几卿、谢贞等皆谢绝庶务。可见书法之事，作为清赏悦性则可，劳神役形则非。
善于书画，遭致驱使，不仅仅是上层文人士大夫以此为羞耻，即便下层典掌书记者亦往往为人所轻贱。如北朝的蒋少游工书画雕刻，“虽有才学，常在剞劂绳墨之间，园湖城殿之侧，识者叹息。”少游曾以魏使的身份来到南朝，模写宫殿，但“因工艺自达，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出身寒微之人尚且因受人役使、劳心于笔墨之间而受轻贱，韦氏、王氏、颜氏均为当时清流大族，如何能降低身份委身于墓碑之下，作为人所不屑的事情呢？
可见，在当时将书法视为一种纯粹的技艺从而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术艺之士不被重视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此风犹甚。刘义庆《世说新语》把书法列入《巧艺》一门。颜之推《颜氏家训》将书法列入最后的《杂艺》一门。北齐魏收撰《魏书》将善书法的江式、沈法会、蒋少游等均列入《术艺传》，并在《史臣曰》中说，“方术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轻其艺。”至唐令狐德修《周书》时仍将出身低微，以书法之长服务当时的冀俊、黎锦熙、赵文深等列入《艺术传》，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还应该注意的是，书法品评在士人之间已形成一种风尚，但这仅限于尺牍书法，未见一人对于碑石书法进行评论，碑石书法在当时根本不属于士人所关心的范畴。由于从事刻石职业者属于身份低微的工匠，因此讲究门第观念的高门书家，当然可以完全漠视书碑刻石这一下层人所从事的活动，更不可能亲自去做为人所不齿的事情。郭沫若根据工匠和平民所书砖刻与王羲之书法相类比，从根本上没有认识到两者的区别。
“二王”确实不曾有碑石书迹存世
1965年，南京出土了《王兴之夫妇墓志》。王兴之是王羲之从弟，且曾同过事；王献之是兴之从侄，但二王并没有为王兴之书写墓志。《太平御览》卷47引孔晔《会稽记》云，王羲之墓在罗山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然王羲之碑之书法，今不得而知。此史料是否可信尚成问题。传南宋山阴农人掘地得王献之书《保姆砖》，此是宋人伪造之迹。清李文田《跋保姆砖》从砖文中的语气，砖文的出处等已详加考证。王羲之曾为山阴道士写经以换鹅，又曾为一老妪书写竹扇。见之于《晋书》卷80的这些逸事是否属实尚不得知，如果属实的话也只表明士人的高逸之趣，“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的飘逸与俯身碑志之下的窘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对王羲之为老妪书扇、又书经换鹅之事与王献之不书太极殿榜相比较，说：“岂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笼鹅耶？”岂不知这一点细微的差别正是体现了魏晋士人不愿受人役使与追求闲情逸致的心态。华人德认为东晋墓志“不必由本家族或其他文化人甚至书法家参与书丹，而是一任工匠书刻，其原因是侨迁士族所设墓志只是起临时记识作用，便于子孙迁葬时辨认棺木”（《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辩》，《书法研究》1997年6期）。这一立论新颖，但并没有指明问题关键之所在。郭沫若在60年代就说“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30多年过去了，文物出土仍没能证实这一点。《王兴之墓志》以及其他砖刻墓志既非出自士人之手，刻工又极为粗劣。它的出土只证明当时对墓志书法并不重视，决非像王羲之这样的名流所书。将代表名士风流的《兰亭序》与墓志砖刻放在一起对比研究，以兰亭不似墓志砖刻书法风格就断定兰亭序与当时书风不符，从而否定其可信性，这是错误的。
两晋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但士人书家多以书札的形式参与书法活动。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名士在墓志上留下一星半点的墨迹。直至南朝时仍是如此。
华人德在《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辩》中认为“或因为当时墓志尚未有引列出书者之体例，故无从知道为何人所书”，不肯承认士人不书碑这一事实。汉之《华山碑》为书佐新丰郭香察书，齐之《太公吕望碑》是穆子容书，梁之《始兴忠武王碑》为贝义渊书，信史实物俱在，何以未有列出书者之体例？如果是请有地位的人书写墓志，亦是为死者炫耀其名，反倒不见于墓志，那意义又当何在？笔者认为，碑刻立于墓之外，请名家书丹并列其名，昭示于众尚可理解，墓志埋于墓内非供人识读，因此无须请名人书丹，何况名人也多不屑于为此。直到唐时大书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均未见之于墓志，此是否能说明一些问题？唐书家徐浩《论书》中仍云：“区区碑石之间，（石乞）（石乞）几案之上，亦古人所耻，吾岂忘情耶？”可见，魏晋以来书家之不屑碑版影响十分深远。
士人为碑志撰文并不等于为碑志书丹
有一点令人困惑甚至有可能由此进入误区的是，当时的著名文人虽不曾为墓志书丹，但多被延请撰写碑文，文才称誉于时者，有不少有为碑志撰文的经历。《晋书·孙绰传》载，孙绰以文才垂称，“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其文，然后刊石焉。”另如王融为豫章王萧嶷、梁尚书右仆射徐勉为豫章内史伏呕、陈后主为右卫将军司马申、任防为萧融夫妇墓志撰文等等，但这就能想当然地推断出“这些墓志的书写者必定也是有地位或是书法高手方能与之相称”（华人德《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辩》）的结论吗？未必如此。因为撰文与书丹完全是两回事。上面所列举的碑志撰文皆出自当时著名文人或是有身份的人之手，但是书丹者或根本无姓氏可寻，可见当时社会普遍重视的是碑志的撰文。为碑主人撰文表述功德可以是文人雅士的事情，而书碑、刻碑这些“崎岖于碑碣之上”的事情则由工匠来完成。正是由于没有认清这一点，导致人们对魏晋南北朝的书法有一些误解，也导致平民书法与士人书法相提并论，碑志书法与尺牍书法相提并论的
错误。
还需要辨明的是，有人认为，请名人书丹、书丹者署名的风气在当时社会还没有形成，理由是王遥先生的论断，即魏晋时期“有很多文章的写作动机最初也许是为了设身处地的思古之情，也许是为了摹习属文的试作，也许只是为了抒遣个人感怀，初无传于久远之意，自然也就不一定要强调是自己作的了。”进而认为“写碑多不署名的道理与此相通。”此种类比是不合适的。我们完全可以举出大量请名人撰碑的例子。这么多名士参与撰文，且留下自己的名姓，怎能说是“不强调是自己作的”？怎么能说不是个人意识的自觉？
总之，六朝时期尤其是东晋时期，士人的门阀观念相当浓厚。他们视尺牍书法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却不屑一顾。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导致以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注：《兰亭序》为伪说根基动摇
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大胆提出《兰亭序》从文章、书法上来说都不是出自王羲之之手的观点，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兰亭论辩”，此问题至今仍未有突破性进展。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同时应区分士人为碑志撰文与碑志书丹。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