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平话》目录
宋元时期说话艺术兴盛发展,说话人往往喜欢搜集神奇怪诞的传说耸动听众,以此谋生,武王伐纣事因年代久远,史书中即有神话成分,又自先秦后流传成不少神话故事,遂成为说话人绝好的讲话资料。 《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或称《吕望兴周》,为上、中、下三卷,就是宋代说话人的旧蓝本,经元代说话人补充修订,在至治年间(1321—1323)由建安虞氏刊刻的。 《武王伐纣书》只分上、中、下三卷,无回目,但书中有图四十二幅,图上均有题句,也可代替回目,赵景深先生在《〈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一文、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下册中,曾对平话与演义内容做过比较。 平话中四十二幅题句如下:
卷上
- 汤王祝网
- 纣王梦玉女授玉带
- 九尾狐换妲己神魂
- 纣王纳妲己
- 宝剑惊妲己
- 文王遇雷震子
- 八伯诸侯修台阁
- 西伯谏纣王
- 西伯宝剑惊妲己
- 摘星楼推杀姜皇后
- 酒池虿盆
- 炮烙铜柱
- 太子金盏打妲己
- 胡嵩劫法场救太子
- 殷郊梦神赐破纣斧
卷中
- 刳剔孕妇
- 纣王斫胫
- 皂雕爪妲己
- 文王囚羑里城
- 赐西伯子肉酱
- 西伯吐子肉成兔子
- 雷震破鼓三将
- 纣王赐黄飞虎妻肉
- 太公捉黄飞虎
- 飞廉费孟追太公
- 比干射九尾狐狸
- 剖比干之心
- 剪箕子发
- 太公弃妻
- 文王梦飞熊
卷下
- 文王求太公
- 太公下山
- 武王拜太公为将
- 南宫列杀费达
- 离娄师旷战高祁二将
- 伯夷叔齐谏武王
- 太公烧荆索谷破乌文画
- 太公水淹五将
- 太公破纣兵
- 八伯诸侯会孟津
- 烹费仲
- 武王斩纣王妲己
从这些题句可窥知平话内容的大概。 《封神演义》从开头至第三十回,除去哪吒出世的第十二回至第十四回外,几乎全是据平话内容加以扩充编写的。从第三十一回起,才暂抛开平话,专写“三教佥押封神榜”和“三十六路伐西岐”的神怪故事,由五万字的平话扩展成七十万字的演义小说。中间只将烹费仲和伯夷叔齐谏武王事插入。
《封神演义》写到第八十八回孟津会师时,才又将平话中尚未采用的内容衍入,如刳剔孕妇,囚箕子,除千里眼、顺风耳,火烧邬文化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些学者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只是一个改作者,不是创作者。这种说法不够公允,因《封神演义》比平话扩充了约十四倍,而且所采用部分也做了较多变化、发展,这正如《西游记》、《三国演义》与平话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再创作,是全新的作品,决不只是改作者。
《武王伐纣书》因是宋代说话人的蓝本,来自民间,故能突破儒家封建伦理观念的说教,表达了强烈爱憎。如文王姬昌对被纣王囚禁羑里城之仇和其子伯邑考被醢之恨,刻骨铭心难忘,以致“胀于心,因此得疾染患”,临终前叮嘱太子武王“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伯邑考报仇”,含恨而逝。武王继位后,忙于治国政,“不念伐纣之事”,太公作“韬书,放在武王御案上”。武王见后“大喜,遂宣文武至殿评议”,决定筑坛拜将,命太公率军伐纣。于是“太公前进,武王御兵后随”,兵伐朝歌,生擒了殷纣王。
殷郊本是殷纣王的太子,因纣王听信妲己之言,将太子生母姜皇后推下摘星楼摔死,又欲杀太子,殷郊被胡嵩救出法场,得神人赐破纣斧,所以殷郊请命“一斧斩了纣王”。此中的周文王、周武王以臣叛君、弑君,殷郊以子叛国、弑父,均表现得很果决,很激烈,反映了民间的爱憎观。但此部平话内容不够丰富,情节简单,叙述不够细致、生动,人物性格不够鲜明,文字又比较粗陋,做为一部文艺作品,水平不高。
《封神演义》虽然深受《武王伐纣书》影响,但它的叙述方法并非直接承袭这部平话,还另有所本。 据孙楷第、胡士莹、柳存仁、周贻白 等先生考证,在《封神演义》刊刻之前,明人余邵鱼编《列国志传》(全名作《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中,其第一卷“苏妲己驿堂被魅至太公灭纣兴周”,共有十九则,叙述武王伐纣故事,与平话中内容略同。《列国志传》八卷,仅第一卷叙述姜太公灭纣兴周事,“然无封神之说,其所敷陈之事,虽与《武王伐纣书》大同小异,而神怪色彩却抹去不少,其叙事多出以简炼之笔,不逞想象,不涉夸张,比较接近史实。”
《封神演义》作者是以《武王伐纣书》为蓝本,又参考了《列国志传》卷一中内容,而创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但《封神演义》标明重在斩将封神,所以大量描写战争,侈谈神魔,在阐截二教斗胜中又杂入佛教内容,神怪色彩、宗教色彩较浓。 从下面两个例子,可见三种书的演化与承袭关系。 《武王伐纣书》中终南山白水洞贤人文素献“宝剑惊妲己”,“剑似一条大蛇走赶”,妲己请纣王将剑“送在太庙内挂了”。 《列国志传》则演化为“云中子进斩妖剑”,“纣王即将木剑悬于后宫”,妲己“昏卧于榻”,乞纣王下令“出木剑焚于宫外”。
《封神演义》中仍为“云中子进剑除妖”,“挂在分宫楼”,妲己“昏昏惨惨,气息微茫,恹恹若绝”,纣王急命左右将木剑“用火作速焚毁”。又如殷郊事, 《武王伐纣书》中,殷郊为殷纣王之子,因母亲姜皇后被害,心怀不愤,也险遭杀害,被将士救出。他得神人授破纣斧,投奔武王为将,破殷,亲自持斧杀了纣王。 《列国志传》觉得这做法太过份了,遂演化为“纣王自焚,妲己则由殷郊手刃”。 《封神演义》内容前半部分与上述二书近同,但后面则演化为殷郊奉九仙山广成子之命下山助周灭纣,途中受申公豹游说,违背师命,兵伐西周,在“岐山受犁锄”。 这种演变,反映了三个不同时代中不同作者的封建伦理观念,很值得研究。
《封神演义》在创作上受儒家思想影响较重,又因题材所限,陷入种种矛盾。儒家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恭守臣节,仁孝治国。但孟子又提出民贵君轻,“民惟邦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代民伐罪的民本思想。董仲舒虽提出“君权神授”,但他又认为:“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宣扬的虽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但其中又有儆戒当政者勤于政事,重视民间疾苦的一面,即施仁政、顺民心,也隐念有民本的思想。
《封神演义》正是从儒家的这些观念出发从事创作的,因此对《武王伐纣书》、《列国志传》中有些故事、有些人物加以改造。 如为了粉饰周文王姬昌,写他虽被纣王囚禁羑里,又杀害了其子伯邑考,但他临终时一再叮嘱武王姬发道: “我死之后,吾儿年幼,恐妄听他人之言,肆行征伐。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弑君之名。” “商虽无道,吾乃臣子,必当恪守其职,毋得僭越,遗讥后世。” 并叮嘱姜尚道:“今日请卿入内,孤有一言,切不可负:倘吾死之后,纵君恶贯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以臣伐君。丞相若违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见。”
最后,文王姬昌感喟自己“蒙纣王不世之恩,臣再不能睹天颜直谏,再不能演八卦羑里化民”,“言罢遂薨”。 在作者笔下的文王没有一点反抗性,是典型的忠臣。 作者笔下的武王也是如此,当姜尚上出师表时,武王坚决反对,认为“纣王无道,君也,孤若伐之,谓之不忠”,“有辜先王之言,谓之不孝”,他希望:“孤与相父共守臣节,以俟纣王改过迁善,不亦善乎?”后经姜尚、散宜生一再谏言,要“行吊民伐罪之师”,“代天以彰天讨,救民于水火。如不顺上天,厥罪惟均”,才勉强同意。 当兵过首阳山时,伯夷、叔齐阻兵谏言,“武王听罢,停骖不语”,心存愧意。当兵围朝歌时,东伯侯姜文焕鞭伤纣王后,武王竟对众诸侯道:“今日这场恶战,大失君臣名分,姜君侯又伤主上一鞭,使孤心下甚是不忍。”当纣王在众叛亲离后以火自焚时,武王见摘星楼火光冲天,“掩面不忍看视,兜马回营”,并对姜尚叹道:“你我皆为臣下,曾北面事之,何忍目睹其死,而蒙逼君之罪哉?” 作者通过种种事件、种种细节描写,美化文王、武王是仁义之君,千古圣贤。
至于说殷纣王之荒淫无道,这是周人的大力宣传,究竟如何,因历来留下的都是对胜利者有利的史料,真伪难辨。不过,这是历史学家研讨的问题,与《封神演义》关系不大。 又如殷郊,本奉老师广成子之命下山助周兴纣,殷郊听申公豹之言,不欲“子助外人而伐父”,遂兵败岐山受犁锄。死后殷郊怨心不服,一阵风径往朝歌城来”,见“纣王正与妲己在鹿台饮酒”,便立于御前谏言道:“父王,孩儿殷郊为国而受犁锄之厄。父王可修仁政,不失成汤社稷。当任用贤相,速拜元戎,以任内外大事。不然,姜尚不久便欲东行,那时悔之晚矣!” 作者笔下的殷郊已由平话和《列国志传》中的叛逆者,大义灭亲之士,变为封建社会中忠于社稷的孝子贤孙了。 作者不仅从儒家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仁政化民观念出发,而且在小说中还有一根宿命论的弦在颤抖、哀鸣、低唱,贯于始终,不仅周兴殷灭是天命,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吉凶祸福,生与死,皆由天定,无法改变,所以“三教共议封神,其中有忠臣义士榜者;有不成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浅厚薄,彼此缘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后”,“此是天数,非同小可,况有弥封,只至死后方知端的”。殷纣王正因为荒淫无道,逆天行事,才使天人共怒,诸侯叛反,自取灭亡的。
— 刘荫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