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平话》目录
宋元时期说话艺术兴盛发展，说话人往往喜欢搜集神奇怪诞的传说耸动听众，以此谋生，武王伐纣事因年代久远，史书中即有神话成分，又自先秦后流传成不少神话故事，遂成为说话人绝好的讲话资料。 《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或称《吕望兴周》，为上、中、下三卷，就是宋代说话人的旧蓝本，经元代说话人补充修订，在至治年间（1321—1323）由建安虞氏刊刻的。 《武王伐纣书》只分上、中、下三卷，无回目，但书中有图四十二幅，图上均有题句，也可代替回目，赵景深先生在《〈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一文、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下册中，曾对平话与演义内容做过比较。 平话中四十二幅题句如下：
卷上
- 汤王祝网
- 纣王梦玉女授玉带
- 九尾狐换妲己神魂
- 纣王纳妲己
- 宝剑惊妲己
- 文王遇雷震子
- 八伯诸侯修台阁
- 西伯谏纣王
- 西伯宝剑惊妲己
- 摘星楼推杀姜皇后
- 酒池虿盆
- 炮烙铜柱
- 太子金盏打妲己
- 胡嵩劫法场救太子
- 殷郊梦神赐破纣斧
卷中
- 刳剔孕妇
- 纣王斫胫
- 皂雕爪妲己
- 文王囚羑里城
- 赐西伯子肉酱
- 西伯吐子肉成兔子
- 雷震破鼓三将
- 纣王赐黄飞虎妻肉
- 太公捉黄飞虎
- 飞廉费孟追太公
- 比干射九尾狐狸
- 剖比干之心
- 剪箕子发
- 太公弃妻
- 文王梦飞熊
卷下
- 文王求太公
- 太公下山
- 武王拜太公为将
- 南宫列杀费达
- 离娄师旷战高祁二将
- 伯夷叔齐谏武王
- 太公烧荆索谷破乌文画
- 太公水淹五将
- 太公破纣兵
- 八伯诸侯会孟津
- 烹费仲
- 武王斩纣王妲己
从这些题句可窥知平话内容的大概。 《封神演义》从开头至第三十回，除去哪吒出世的第十二回至第十四回外，几乎全是据平话内容加以扩充编写的。从第三十一回起，才暂抛开平话，专写“三教佥押封神榜”和“三十六路伐西岐”的神怪故事，由五万字的平话扩展成七十万字的演义小说。中间只将烹费仲和伯夷叔齐谏武王事插入。
《封神演义》写到第八十八回孟津会师时，才又将平话中尚未采用的内容衍入，如刳剔孕妇，囚箕子，除千里眼、顺风耳，火烧邬文化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些学者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只是一个改作者，不是创作者。这种说法不够公允，因《封神演义》比平话扩充了约十四倍，而且所采用部分也做了较多变化、发展，这正如《西游记》、《三国演义》与平话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再创作，是全新的作品，决不只是改作者。
《武王伐纣书》因是宋代说话人的蓝本，来自民间，故能突破儒家封建伦理观念的说教，表达了强烈爱憎。如文王姬昌对被纣王囚禁羑里城之仇和其子伯邑考被醢之恨，刻骨铭心难忘，以致“胀于心，因此得疾染患”，临终前叮嘱太子武王“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伯邑考报仇”，含恨而逝。武王继位后，忙于治国政，“不念伐纣之事”，太公作“韬书，放在武王御案上”。武王见后“大喜，遂宣文武至殿评议”，决定筑坛拜将，命太公率军伐纣。于是“太公前进，武王御兵后随”，兵伐朝歌，生擒了殷纣王。
殷郊本是殷纣王的太子，因纣王听信妲己之言，将太子生母姜皇后推下摘星楼摔死，又欲杀太子，殷郊被胡嵩救出法场，得神人赐破纣斧，所以殷郊请命“一斧斩了纣王”。此中的周文王、周武王以臣叛君、弑君，殷郊以子叛国、弑父，均表现得很果决，很激烈，反映了民间的爱憎观。但此部平话内容不够丰富，情节简单，叙述不够细致、生动，人物性格不够鲜明，文字又比较粗陋，做为一部文艺作品，水平不高。
《封神演义》虽然深受《武王伐纣书》影响，但它的叙述方法并非直接承袭这部平话，还另有所本。 据孙楷第、胡士莹、柳存仁、周贻白 等先生考证，在《封神演义》刊刻之前，明人余邵鱼编《列国志传》（全名作《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中，其第一卷“苏妲己驿堂被魅至太公灭纣兴周”，共有十九则，叙述武王伐纣故事，与平话中内容略同。《列国志传》八卷，仅第一卷叙述姜太公灭纣兴周事，“然无封神之说，其所敷陈之事，虽与《武王伐纣书》大同小异，而神怪色彩却抹去不少，其叙事多出以简炼之笔，不逞想象，不涉夸张，比较接近史实。”
《封神演义》作者是以《武王伐纣书》为蓝本，又参考了《列国志传》卷一中内容，而创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但《封神演义》标明重在斩将封神，所以大量描写战争，侈谈神魔，在阐截二教斗胜中又杂入佛教内容，神怪色彩、宗教色彩较浓。 从下面两个例子，可见三种书的演化与承袭关系。 《武王伐纣书》中终南山白水洞贤人文素献“宝剑惊妲己”，“剑似一条大蛇走赶”，妲己请纣王将剑“送在太庙内挂了”。 《列国志传》则演化为“云中子进斩妖剑”，“纣王即将木剑悬于后宫”，妲己“昏卧于榻”，乞纣王下令“出木剑焚于宫外”。
《封神演义》中仍为“云中子进剑除妖”，“挂在分宫楼”，妲己“昏昏惨惨，气息微茫，恹恹若绝”，纣王急命左右将木剑“用火作速焚毁”。又如殷郊事， 《武王伐纣书》中，殷郊为殷纣王之子，因母亲姜皇后被害，心怀不愤，也险遭杀害，被将士救出。他得神人授破纣斧，投奔武王为将，破殷，亲自持斧杀了纣王。 《列国志传》觉得这做法太过份了，遂演化为“纣王自焚，妲己则由殷郊手刃”。 《封神演义》内容前半部分与上述二书近同，但后面则演化为殷郊奉九仙山广成子之命下山助周灭纣，途中受申公豹游说，违背师命，兵伐西周，在“岐山受犁锄”。 这种演变，反映了三个不同时代中不同作者的封建伦理观念，很值得研究。
《封神演义》在创作上受儒家思想影响较重，又因题材所限，陷入种种矛盾。儒家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恭守臣节，仁孝治国。但孟子又提出民贵君轻，“民惟邦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代民伐罪的民本思想。董仲舒虽提出“君权神授”，但他又认为：“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宣扬的虽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但其中又有儆戒当政者勤于政事，重视民间疾苦的一面，即施仁政、顺民心，也隐念有民本的思想。
《封神演义》正是从儒家的这些观念出发从事创作的，因此对《武王伐纣书》、《列国志传》中有些故事、有些人物加以改造。 如为了粉饰周文王姬昌，写他虽被纣王囚禁羑里，又杀害了其子伯邑考，但他临终时一再叮嘱武王姬发道： “我死之后，吾儿年幼，恐妄听他人之言，肆行征伐。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弑君之名。” “商虽无道，吾乃臣子，必当恪守其职，毋得僭越，遗讥后世。” 并叮嘱姜尚道：“今日请卿入内，孤有一言，切不可负：倘吾死之后，纵君恶贯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以臣伐君。丞相若违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见。”
最后，文王姬昌感喟自己“蒙纣王不世之恩，臣再不能睹天颜直谏，再不能演八卦羑里化民”，“言罢遂薨”。 在作者笔下的文王没有一点反抗性，是典型的忠臣。 作者笔下的武王也是如此，当姜尚上出师表时，武王坚决反对，认为“纣王无道，君也，孤若伐之，谓之不忠”，“有辜先王之言，谓之不孝”，他希望：“孤与相父共守臣节，以俟纣王改过迁善，不亦善乎？”后经姜尚、散宜生一再谏言，要“行吊民伐罪之师”，“代天以彰天讨，救民于水火。如不顺上天，厥罪惟均”，才勉强同意。 当兵过首阳山时，伯夷、叔齐阻兵谏言，“武王听罢，停骖不语”，心存愧意。当兵围朝歌时，东伯侯姜文焕鞭伤纣王后，武王竟对众诸侯道：“今日这场恶战，大失君臣名分，姜君侯又伤主上一鞭，使孤心下甚是不忍。”当纣王在众叛亲离后以火自焚时，武王见摘星楼火光冲天，“掩面不忍看视，兜马回营”，并对姜尚叹道：“你我皆为臣下，曾北面事之，何忍目睹其死，而蒙逼君之罪哉？” 作者通过种种事件、种种细节描写，美化文王、武王是仁义之君，千古圣贤。
至于说殷纣王之荒淫无道，这是周人的大力宣传，究竟如何，因历来留下的都是对胜利者有利的史料，真伪难辨。不过，这是历史学家研讨的问题，与《封神演义》关系不大。 又如殷郊，本奉老师广成子之命下山助周兴纣，殷郊听申公豹之言，不欲“子助外人而伐父”，遂兵败岐山受犁锄。死后殷郊怨心不服，一阵风径往朝歌城来”，见“纣王正与妲己在鹿台饮酒”，便立于御前谏言道：“父王，孩儿殷郊为国而受犁锄之厄。父王可修仁政，不失成汤社稷。当任用贤相，速拜元戎，以任内外大事。不然，姜尚不久便欲东行，那时悔之晚矣！” 作者笔下的殷郊已由平话和《列国志传》中的叛逆者，大义灭亲之士，变为封建社会中忠于社稷的孝子贤孙了。 作者不仅从儒家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仁政化民观念出发，而且在小说中还有一根宿命论的弦在颤抖、哀鸣、低唱，贯于始终，不仅周兴殷灭是天命，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吉凶祸福，生与死，皆由天定，无法改变，所以“三教共议封神，其中有忠臣义士榜者；有不成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浅厚薄，彼此缘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后”，“此是天数，非同小可，况有弥封，只至死后方知端的”。殷纣王正因为荒淫无道，逆天行事，才使天人共怒，诸侯叛反，自取灭亡的。
— 刘荫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