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善可陈
两年之前，我有意给自己的未来的孩子取名“陈善可”，取自成语“乏善可陈”，意在勉励。只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竟然可能出自现代。
查《汉典》，没有“引证解释”。
陈：述说。表示一件事物没有什么优点可以述说。
百度百科上说，这个词出自熊召政《张居正》第四卷第27回：
当了六年京官，虽然乏善可陈，没有一件政绩搛得上筷子，但宫内外的权势要人，却没有一个人说他坏话。
熊召政，1973年，发表第一首长诗《献给祖国的歌》并和他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一起获得全国首届新诗奖。1999年开始相继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四卷本，2005年凭借《张居正》全票获得茅盾文学奖第一名。
人物评价：
《商业时代》：熊召政有多方面的才能，在文学方面，他既懂新诗，旧体诗同样写得好，散文，报告文学，小说也都出手不凡。
文学评论家、多年担任高考语文卷点评人的武汉大学樊星教授认为：“熊召政的散文关注历史人文，行文古香古色。文风有士大夫气息，在当代作家中也不多见，符合当下学术文化界对白话文典雅化的期待。”
无论是文人界的人脉，还是商界的人脉，熊召政都经营得非常好，这无疑是他走向成功的关键。
熊召政与作家野夫有一段恩仇。
《森林》历史背景：
这是当下功成名就的红顶商人作家熊召政，当初走上中国文坛的一首热血诗和成名作。它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贺敬之的《回延安》、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文福的《将军，请不要这样做》等呼唤思想解放的代表性作品一起，吹响了一个时代的号角。它在客观上呼应了当时高层右派执政的主流声音，但熊召政此诗在基层干部中受到怀疑和批判（其实就是一种恐惧心理而非理性批判，这是中国所有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后有高层领导过问此事而免罪。此诗还获得了当时最高级别的诗歌奖。但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及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这首诗的使命已基本完成，它被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文学作品而沉入历史了。在后来的一些诗歌运动中，这首诗被诗人们唾弃。不论是今天派还是朦胧诗及非非主义等文本，是很少提到这首诗的。但食指的《相信未来》、梁小斌的《我的钥匙丢了》、舒婷的《献给我的祖国》等作品，却全部进入了中国主流权威文学史教课书。
在网上搜索这段往事，更牵连到千年以前的宋之问的斑斑劣迹：
- 因诗杀亲
- 卖友求荣
- 逢迎谄媚
虽然其人才高八斗：
《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
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
《送杜审言》
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
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
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
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
《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代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注：我初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联，即甚喜欢，以致于有一年写春联的时候，将他贴在包阁门上，具体的年份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98年，因为我上高中之后，才有意识的记忆这些名诗断句。然年幼，无法悟出此诗中的苍凉悲廖之意，单以为“人不同”，即意为每一年的生活水平都有提高。爸没有读什么书，但建议我改为“人不老”。岁月也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关于春联的故事，希望以后另起篇目详细记录。
刘希夷死因质疑
王 珏
关于初唐著名诗人刘希夷的死因，旧说多谓为宋之问所害。
此说肇始于唐人笔记《大唐新语》及《刘宾客嘉话录》。《大唐新语》云：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所重。善掐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刘宾客嘉话录》云：“刘希夷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宋以后不少著作，每每沿袭此说。现当代一些名家著作乃至一些文学史、辞典等，也采用此说。如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辞海》、《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致1981年临汝县(今汝州市)重修刘希夷墓，林冠夫先生撰写碑文时，仍宗此说。
然而，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此说不仅既乏确凿的根据，也无有力的旁证；而且无论从时间上抑或从情理上似乎都讲不通，因此，难以成立。
首先，从时间上说。
刘、宋二人的生卒年月均史无明载，只能从比较隐微的材料中推测。倘若果如《唐才子传》所言，即刘希夷上元二年(公元675)中进士时“年二十五”、死时“未及三十”；那么他当生于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闻一多《唐诗大系》即定刘希夷生于是年)，卒于仪凤、调露间，至迟不晚于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而据宋之问《秋莲赋》一文自序云：
“天授元年，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分直，指分直习艺馆(据《通鉴卷二○八注，习艺馆本名内文学馆，武后改为习艺馆，又改为翰林内教坊)。
又据《新唐书·宋之问传》云：
“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则宋之问在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时方才“甫冠”(即刚刚二十岁)。
那么他当生于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也就是说，宋之问比刘希夷小了整整二十岁。可见当刘希夷三十岁死时，宋之问只不过是个十岁的幼童，试问其如何能“以土袋压杀之”？或者“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
其次，就情理上说。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新唐书》中“‘甫冠’的记载是错误的”，并引《唐才子传》言宋之问亦“上元二年进士”，进而推断宋之问当生于公元656年(闻一多《唐诗大系》即定宋之问生年为公元656年)。这样一来，刘希夷死时，宋之问已二十五岁，自然单从年龄上讲，足以能够杀人夺诗了。但据史载宋之问自少时即以诗著称，如《旧唐书》云：“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而刘希夷则“体势与时不合”、“不为所重”，也就是说，宋之问的诗名远在刘希夷之上，何至为了区区两句诗而用极残忍的手段杀人?何况被杀者还是自己的外甥(二人是否真有甥舅关系尚待另考)？